范文正仲淹少贫翻泽(精选6篇)

投稿：笔杆子 时间：2024-03-27 13:10:02 收藏下载文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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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文正仲淹少贫翻泽第1篇

接触过宋代历史的人，大都会有这样一种印象，那就是宋代士大夫言事之风颇盛。无论大事小事，往往纷纷上言，议论不休。且不说议论当否，这种现象起码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代士大夫国家观念的增强，事业心与责任感的增强。在任何社会里，百家争鸣总比鸦雀无声要正常。

宋代士大夫上书言事蔚然成风，久而久之，上书言事竟成了宋代士大夫的一种“专利”。朱熹就说“士大夫以面折廷争为职”[49]。对此，我们可以举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。庆历二年（1043），朝廷把帅边的范仲淹从文臣换成武职。尽管武官在待遇上要优厚一些，但范仲淹还是连上三表，坚持谢绝了这项任命。范仲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这里面固然有士大夫间重文轻武风气的影响。但更重要的是，一换武职，上书言事就不方便了，几乎等于失去了这种“专利权”。范仲淹在《让观察使第一表》中述说了理由：

臣辈亦以内朝之职，每睹诏令之下，或有非便，必极力议论，覆奏不已，期于必正，自以近臣当弥缝其缺而无嫌矣。今一旦落内朝之职，而补外帅，......则今而后朝廷诏令之出，或不便于军中，或有害于边事，岂敢区别是非，与朝廷抗论！自非近臣，无弥缝其缺之理，纵降诏丁宁，须令覆奏，而臣辈岂不鉴前代将帅骄亢之祸，存国家内外指踪之体！

因此，在范仲淹看来，“儒者报国，以言为先”[50]。所以，他自然不愿意失去这种发言权了。

报恩思想，近名主张，忧患意识，这一切都通过一种基本形式表现出来，这就是“儒者报国，以言为先”。这是范仲淹的一贯主张，他一生都在身体力行这一主张。早在天圣三年（1025），当他还是监楚州粮料院这样的地方小官时，便写下了一份《奏上时务书》，呈给宋仁宗与临朝听政的章献太后。提出救文弊，复武举，重三馆之选，赏直谏之臣等建议。天圣五年（1027），范仲淹在丁母忧期间，经过周密思考，给朝廷写了一份万言书。针对时弊，他提出了择郡守、举县令、斥游惰、去冗僭、慎选举、抚将帅等改革主张。这些主张几乎就是他十五年后主持“庆历新政”时提出的十项改革主张的蓝本。史载，当时的宰相王曾收到万言书后，“见而伟之”，让晏殊推荐范仲淹为馆职[51]。

范仲淹所说的“以言为先”，并不是无关痛痒地泛泛之言，而是危言谠论。为此，范仲淹一生多次被贬黜，吃了相当多的苦头。但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与事业心驱使着他，无改初衷。

天圣七年（1029），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准备在冬至接受朝拜大礼，届时将由宋仁宗率文武百官为太后上寿。范仲淹闻讯后，上疏极言不可。他认为天子“奉亲于内，自有家人礼。顾与百官同列，南面而朝之，不可为后世法”[52]。并且要求太后还政于宋仁宗。范仲淹这些言论触怒了颇有野心效法武则天的刘太后。她把范仲淹逐出朝廷，贬为河中府通判。范仲淹的这些言行，也使曾推荐他的晏殊担心连累到自己。他把范仲淹叫去严加责备。为此，范仲淹给晏殊写了封长信[53]，理直气壮地作了解释。信中写道：“事君有犯无隐，有谏无讪。杀其身，有益于君则为之。”在这封信中，范仲淹公然申明，他不想做明哲保身、不负责任的“循吏”，而是要“发必危言，立必危行”，以“致君与无过，致民与无怨”，使“政教不坠，祸患不起，太平之下，浩然无忧”。

明道二年（1033），在刘太后死去，宋仁宗亲政。范仲淹被招还，担任了谏官。不久，就发生了仁宗废黜郭皇后之事。范仲淹与御史中丞孔道辅率众台谏“伏阁极谏”，结果被押解出京城，贬知睦州[54]。即使这样，范仲淹依然不忘劝谏仁宗，他告诉仁宗，“有犯无隐，人臣之常；面折廷争，国朝盛典”[55]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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